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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的记忆——访《遵义之春》的创作者
(2011/12/15)
        上世纪50年代,浙派人物画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以传统笔墨表现真实生活的路径。作为浙派人物画的代表人物之一,吴山明教授不仅有一双“发现生活中的美”的慧眼,更具有深厚的驾驭笔墨的能力。吴教授及其弟子以其独特的绘画特质,完成了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作品《遵义之春》的创作任务。就此,记者采访了三位创作者,以窥个中深意。

        时间:2009年7月9日
        地点:杭州湖畔居
        受访者: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
        采访者:张雨婷

        张雨婷(以下简称张):中国画历来是讲意境重笔墨的,传承下来的绘画中重大的主题性创作并不太多。当画面的绘画语言与主题、客观历史甚至政治要求等概念邂逅时,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画的主题性创作问题?

        吴山明(以下简称吴):首先,追溯人物画的发展源流,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物画的最初成型与主题性的表现这一功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例如《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等都是为皇家歌功颂德重大作品经典。

        何士扬(以下简称何):还有吴道予以佛教题材的一系列创作。

        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主题性创作与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时候封建统治是绝对的权威,天子颜面也非常人能窥得,画家往往怀着惶恐之心、大多凭借默记或想象来进行创作,因此其主观性较强。虽说是对确有的历史人物、事件与场面的描绘,但客观因素相对较少。

        随着中国人物画进一步演变,文人画开始占主流,画家开始以自我审美趣味、个体性抒发为主。这一趋势在元明清达到高峰,以后写实的状态又有所增多,从任伯年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解放后,新时代要求中国人物画要介入生活,以真实的生活为着眼点展开。这与我们浙派中国人物画的形成与发展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当代的人物画家,进行主题性的创作乃是我们的现实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诚然,艺术家肯定是希望顺着自己的兴致情趣来画,得以淋漓痛快地在画中展现自我的审美特色。可是作为一个好的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得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努力去进行主题性创作的实践,是对社会、历史的交代,也是主动承担画家的使命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人物画家,积极地去表现历史、反映时代精神是必须的,然后也才可能更好去追寻自我个性的表达等问题。

        张:所以,我们对于主题性的创作,非但不能将它排斥在当今中国画进程外,反而更应该采取主动地以之为己任的态度。那么,在创作中,您会感到主题性限制于艺术的自由发挥这两者的矛盾吗?

        吴:当我接到这一任务之初,亦是倍感压力,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最主要的,也是你刚才提到的,如何在精准把握形象的基础上,寻求最大限度的笔墨的自由发挥;其二,由于遵义会议是人偿皆知的一次重大事件,如何将大众心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与真实历史中的形象统一起来,也是难点所在。

        那么如何解决这两个统一的问题昵?一直以来,我都秉持着一种信念,贯穿整个创作过程,那就是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画好这幅画的决心。这一点看似简单,却驱动着我们三人长期地埋头书卷,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工作,以期找到最真实最合适的革命领导人形象。在这一阶段,也就是创作初期,士扬和激扬都为我做了大量考察搜集工作。对20位与会的领导人,我们都做了详细而尽实的了解,从其个人的性格到习惯,再到历史地位,每一个方面都为我们将来表现革命领导者风采提供了史实考据。我们不但听取专家意见,也很注重普通百姓心目中领导者的形象。我们见过博古的儿子,同时也因为专家一句“毛主席的头发在长征途中应该不是这样”而把画主席的那一部分重新返工(我们是一共拼了六张纸而最终形成此大画)。

        关于如何自如地发挥笔墨这一问题,由于我个人探索的风格是从写生走出来的,这种风格笔墨的空间弹性比较大,所以此问题对我而言不是很大。我的笔墨是从长期对人、物写生中提炼而得,虽然之后有所变革,但仍是依附于写实的,是为写实服务的演化。因而在进行这类以写实为主的主题性创作时,我在大框架之下,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尽我最大可能来发挥个性的笔墨的表现力与艺术趣味。

        张:正如我们的古典诗词一般,在格律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对很多人来说是束手束脚的一种限制。然而,河流正是因为沿岸多弯才形成“清流急湍”,杜甫的律诗才因寄雄思于对仗工整而“光芒万丈长”。带着链条跳舞,往往能给创作者以不同寻常的灵感、思路。

        吴:现在看来,这幅《遵义会议》某些地方还是过于严谨小心,再放开一些画,应该能有更好的效果。在革命历史画中,对笔墨既要是一种具独立欣赏价值存在的审美语言,还必须达到精确表述特定对象的特别要求。

        张:关于题材选取的问题,我们可以完全理解,是你们选择了遵义会议这一题材进行创作;然而若反过来问,是否有一些特殊的机缘巧合使得此题材也选择了你们昵?

        何:这实际上是一个因缘问题。如此重大的题材性创作,60年才碰到一次,这能说不是我们的缘分吗?

        张:就像最近大家都很向往的200年一遇的7. 22日全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强求去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或人;而一旦遇到了,就是我们的缘分。

        吴: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许江院长。那时我正好因伤休养在家,全身几乎不能动,是许院长帮我争取到了遵义会议这么重要的题材。最先我们打算是画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然后北京方面又想让我们改画北伐战争,为此还有过很多设想,然而最终还是落在了遵义会议这一主题上。当许院长从北京打电话告诉我时,我十分高兴,也打从心底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应该接受这幅画的创作任务。遵义会议是党的一次重大转折,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在危机中挽救了党的一次特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张: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遵义之春》时,首先就被其完全新颖独特的场景选择所震撼。按常规思维,人们提到遵义会议,脑海中立马浮现的一定是一张圆桌,然后周围围着人开会。而此画以一种高屋建瓴式的气势,呈现的是众人在开完会之后走出会议厅的那一刻。您能谈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了这一前人未有涉及过的独特视角吗?

        吴激扬:我们拟过室内与室外两个初稿,室内开会时的场景此前已经有些人画过,我们若再画,很难画出新意。在查阅的很多资料中,长征之前和之后的参考图片很充足,但长征时缺乏图片资料,而独独让20个人一起漫步走出会场这个时刻尚是空白,也正因此而留给我们发挥的空间。

        吴:观者可以试想一下,在会议胜利闭幕后,众人都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会场的。之前经过的多少风风雨雨,在此刻都化成了一种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仿如春回大地,万物待苏。这也和遵义会议在3月举行这一隆冬初春的时间相吻合。此外,遵义会议开完后正值凌晨,在诸位领导人周围,霜雪泛白,一片干净的天地,又隐射了革命的黎明即将到来。虽然在会议之前党内存在着两股不同意见,但我认为他们都是杰出的革命领袖,他们的落脚点都是对党今后的命运的思考。

        何:因此整幅画没有所谓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分,有的只是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我们之所以选择大家走出会场的这一刻,画面不但合情合理,还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这也正是此画命名为《遵义之春》的精华所在。

        张:作为党初期的一次重大会议,几乎所有重要代表都在其中。安排这么多重要的人物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营,这正是“六法”所提到的很重要的一条“经营位置”的体现。在布局时,您是一早什么理念来经营整个画面的人物位置?是否严格依据史实,或只是单纯按照艺术家的审美习惯?

        吴:我们刚刚提过,由于我们选取的是走出会场的那一刻,能直接参考到的史实资料很少。不过我们安排位置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研究了每一位与会者的性格特点,在会议中的态度、表现等之后,按形成的对每一位的特定的“感觉”来“经营位置”。在所有的人物中,毋庸置疑,毛泽东同志一定是在中心的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这次会后,实际上确立了毛对军队的正确领导,毛的军事方针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就是毛主席头上的那顶军帽,我们经过大量的搜索历史资料后,发现其实毛主席很少戴帽,有一张史诺先生拍的照片中他戴着军帽,其实还是史言若先生从别人那里临时借来的。然丽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戴着军帽俨然己成为当代大众心中理想的形象,象征着他已成为红军的“领军人”。所以,我们决定画他“戴”上了军帽。

        吴激扬:“似真人,不似真人;绝非真人,绝对真人”,神似和形似必须达到一致。

        吴:再比方说其他人,根据记载,朱德在会议中不断给毛递纸条,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是与之交流最多;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会上是始终站在毛这边的。所以我们把那些和毛亲近、支持毛的观点的人,画面上也放在比较中心的地方。周恩来平时为人亲和、善于关怀人,于是你看,他的手是扶着王稼祥的,因为王当时正抱恙。虽然王后来地位不高,但却是对遵义会议的成功起很大作用的人,是个擅于思考之人。刘少奇坚决支持毛,会上谈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彭德怀看似平静但内心活跃,很少讲话,但出口便不俗,位置适当靠前。林彪在会中没有发言,我们就安排其靠后。博古为人谦和,只是受王明“左”倾的影响太深,其主张遭到批判,所以位置相对独立,但仍在靠前面中间。李德对长征初期的错误应负主责,但由于语言问题,并不能很好理解会议内容,伍修权是翻译,也就不突出他们的位置了。邓小平一向有思想且活跃,因此会后仍会处兴奋状态之中,与平时稳重少言的刘伯承对应放在一起。

        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就是对李卓然的定位了。有关他的资料很少,似乎解放后就销声了。但为了真实的再现历史,我们尽一切力量搜索,还打电话到他的家乡的纪念馆,终于找到唯一的一张小照,功夫不费有心人。总而言之,我们对位置的统盘安排主要是考虑历史资料、画面需要以及人物本身状态三个方面因素。   

        张:使用了模特吗?

        吴:在局部的手与脚等地方,我们参照了实体,是为了让画面更真实。但是没有依赖模特,因为模特容易显得现代感太强,模特无法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感觉,比如毛主席在成为领导人之后,心态会明显不同。而这些细微又复杂的心理变化需要我们在大量浏览图片资料后,仔细琢磨,还得考虑当时的战争环境才可能形成。

        张:我在您的《水墨散文》中读到,您十分强调从情感上感动观者,一如您的写生作品中的人物。《遵义会议》无论从内容还是情感上可说是与平常的写生理念有不同。那么在表现这个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您是如何将两者统一的?

        吴:我在写生时,偏爱于描绘人物的静中寓动的感觉。一种宁静中透着恬淡,闲适中又透着睿智的灵动状态,希望能引起观者的思考。《水墨散文》中的采风之作带有素材但却完整性较强的特色,其中我投入了很多的个人情感。在创作这幅画时,我们这一代和你们又不同,因为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直至他们逝去,我们曾长期生活在同一时间段,所以感情自然深厚真实得多。我希望这幅画能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精神,让观者体会到当年革命领导者的风采。但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当代人对过去理解的局限。

        张:浙派人物画在解放后属于较成熟的画派,请问如何在此画中体现浙派的特点?浙派人物画在解放后属于较成熟的画派,请问如何在此画中体现浙派的特点?另外,此画是3位共同合作完成。能否谈一下各位老师的风格是如何和谐的融入一张画中吗?

        吴:从我们浙派人物画的发展来看,这是完全从学院走出来的流派,是学院派的典型,它是通过创作与教学互动发展的。顺应解放后新时代的要求,经师辈的努力将浙派人物画创作推向了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演进态势,并不断地与教学相长。这在当时代也是一个高品位而成功的流派。尽管经过这么些年的时间,浙派已和最初的面貌有很大不同了,但我们仍必须保持我们浙派的一些最优良传统因素,坚持以传统为基础以成为师生们的一种自觉,我们不能因追求所谓的创新而丢弃自己流派基本特色与笔墨精神。

        何:笔墨语言经过长期积累而传承下来,是十分珍贵的。吴老师的画风是大写意、高提炼、纯线条,这次的主题性大型创作我们希望在画准画像人物的基础上,能最大程度呈现出我们浙派的笔墨风格。

        吴:士扬注重线条感,激扬的画风偏现代,为了统一风格,避免因画面的风格多样而让观者产生不必要的迷惑,从而失去了我们试图在画中传递的个人风格的鲜明语言信息,所以最后正稿由我主笔,但由大家合力把关来完成。

        张:要完成并做好这样一幅巨作实属不易,须三人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分而不乱,合而不重,才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样兼具画面感、历史感以及笔墨语言的作品。相信中国画在各位的努力下,一定会在探索中展现出一番新天地。最后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接受今天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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