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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明传
(2012/5/30)

 陈军

 

        我在一种艺术氛围中进入吴山明的世界。

        穿过法国梧桐浓荫下的南山路,我如约前来拜访。静静地坐在他略显拥挤的书房兼画室兼会客厅内,迎接我的是一头雪白的大猫,紧接着出现的是面目清秀刚过天命之年却蓄着同样雪白卷发的吴山明。与这位鹤发童颜的艺术家交谈,你会感受到一种坦诚、平和的温情;你会被他心灵中溢出的书卷气;一种充满魅力的艺术才情,圆圆融融地引入瑰丽多彩的中国绘画史中......

         这是一个绘画之家。我们的交谈充满了沙龙聚会的温馨。他的长子吴扬已出过画册,首次画展后声名鹊起。酷似山口百惠的女儿岚岚和幼子正在浙江美院国画系和美院附中深造。秀外慧中的夫人高晔所绘的墨竹,屡屡被出版社选印出版。

         随着他娓娓的叙述,我轻轻翻阅起他笔墨恣肆洒脱、画风别开一路的精美画册。眼前浮现出这位蜚声海内外的浙派人物画“独行侠”坎坷的人生之路,和对艺术探索的艰苦历程。似乎看见在八面来风的东西方文化大潮冲击下,一个古老的画种在历经五代、宋之辉煌,自石恪、梁楷至任伯年后渐入低谷,又于新时期呈现出的八骏神驰之气象。

 

                        一

 

        浙山越水,八婺居中,钟灵毓秀的金华大地,自古孕育出无数绘画大师。早在唐、五代,婺州人贯休的传世作品“十六罗汉”图,罗汉庞眉大目,朵颐隆鼻,以扩大罗汉面部特征的绘画手法,为后世所崇,人称“梵相”。宋、元、明历朝,金华崇尚性理之学,绘画被视为雕虫小技,但宋濂等却在书画理论上作了全新阐述,于《画源》中提出的“书画同源”论,一直为后世所重。

        清朝末年,丹青巨擘黄宾虹,又以“明一而现万千”的绘画手法表现出深厚的华滋,意境幽深的山川神貌,卓然而成一代大家。二十年代以后,金华画坛上浦江画风日炽,涌现出一批在当代画坛造诣很高的画家,其中尤以吴  之、张书旗、张振铎最为瞩目。记得在1932年,他们三人曾与潘天寿、诸闻韵五人以“白”字五划结成白社,取清白、素净之意。精研画艺,推动展览,给沉寂的中国画坛倾注进蓬勃的生机。1941年,为了祝贺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张书旗应邀特作巨幅图画《和平的使者》赠之。此图长三米余,画有百鸽,形态各异,间以橄榄、杜鹃,用笔赋色,匠心独运。故又称《百鸽图》,后珍藏于海德公园罗斯福纪念馆。当时连徐悲鸿都叹服地称赞道:“张书旗画鸽应数古今第一。”

        就在浦江这片充满艺术气息的热土上,吴山明1941年诞生于吴莱山下的前吴村。前吴村与张书旗的家乡礼张村一样。自古是崇尚耕读的书画之乡。全村500余户村民,据说都是吴莱的后裔。吴莱乃宋濂老师,传说宋濂很敬畏这位大儒,他当时家贫无从资书,常从吴莱处借书抄。“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叹”。借书要还,又“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皴裂而不知。”最后终于被明太祖推崇为开国文臣之首。吴莱山就因吴莱当年在此隐居得名。应该说这是一个书香世家,他正巧与大画家吴  之同一太公。祖父曾做过浦江县的文官,父亲是位个性耿直的书生。年轻时浪迹天涯,当过杭州学生会主席。做记者时,亲眼目睹“五卅”惨案,凭着一腔热血,在二十年代就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之黑现状》一书,激扬文字,抨击时事,抗战初期,又投笔从戎,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干过一阵子,还参与起草过《保卫大武汉》宣言。以后又先后出任庆元县和青田县的县长,本想凭着一颗报国之心,铁肩担道义,大展宏图伟业。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又有何道义可言?一次次求索,一次次碰壁,最后,终于在1946年愤然退出国民党。

        在山明幼小的记忆里,母亲的印象已很淡远,她在他五岁时死于一次难产,临终前,将山明叫到床前,从枕头下摸出五元银元,颤微微地放在他的小手上。这是母亲给他留下的最后印象。母亲死后,父亲很少在家,自己被寄养在亲戚家中,生活的艰难不说,还缺少家庭的温暖。

        但是在他那敏感而孤寂的童心里,却始终流着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溪,一条充满温馨和欢乐的小溪。它从吴莱山前缓缓地,叮咚作响地蜿蜒穿过古老的村庄。用薄薄的轻纱,将鸡鸣、晨曦、樵歌、炊烟;将家乡农耕之乐和迎神庙会......都笼罩在一种美得令人心颤的诗情画意里。

        他从小就喜欢在吴溪边玩耍,静静地看着晚霞、新月在波光中的倒影,溪边有他祖宗的祠堂,在他祖宅“思古堂”不远处,竖着一座雕工精美的青石牌坊。据说是清代村里的一位武进士所建,每逢春节,族人还要扛出一把两百来斤重的铁大刀炫耀一番。每天早晨,他穿过这牌坊下去村里的广明小学读书。在小学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教美术的潘老师。这位曾受业于徐悲鸿、张书旗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为人风流倜傥,自有一种公子哥儿的派头。但对艺术,却充满了一种挚热的痴情。他很偏爱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不但耐心的教他绘画,还经常教孩子们演戏,让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在欢歌笑语中走上了令人羡慕的艺术人生。

        也许是民风的熏陶,村里会画几笔山水花鸟的比比皆是,而且家家都有挂祖宗像和对联的习俗。吴山明家就有一幅很好的对联——“欲筑高垣嫌碍月,留有余地为培兰。”同族的著名画家吴  之又是绘画世家,虽离家较早,但他的哥哥吴士维,却是当地一位挺逍遥自在的民间画家。他写得一手好颜体,常常在酒醉饭余,为乡邻的草帽、萝筐号字,或在信手拈来的纸上,画些野鸭、螃蟹和芦雁,逸笔草草间透出种舒适自得的山野之趣。而酒醉后画的画又特别精彩。

        这一切,都深深影响了秉性聪慧的吴山明。他从小最大的兴趣就是画画,而且很快成了全校有名的小画家。他的老家曾是一座同族人聚居的厅式房屋,童年时,那老屋不慎毁于火灾。从此,那儿的大块残墙,三合土地面,用之不尽的木炭,都成了现成的“纸”与“笔”。

         他常与吴  之的侄孙阿垒在一起,趴在由火烧基形成的晒谷场上面画菩萨,画《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画《西游记》里的鬼怪神仙......村外有个古庙叫明德寺,据说原来的和尚因伤风败俗,被村民轰走了。庙里有大量的壁画,多数是些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和佛教故事,放学后,这地上墙上就成了他们的“画纸。”记得几乎所有空白的地方都画满了他们的便仿(作品),木炭当笔,白墙当纸,这一白一黑间,画尽了他童年的梦幻。也许山明最大的画就是在童年时画的。

         明德寺的殿下有个神秘的地道与地下室,吴山明常和小伙伴来这儿玩。从道口丢块石头进去,咚隆隆的声音会延响好久,用脚在地上一蹬,还会嗡嗡作响。还能不时挖出些印有纹饰的古砖。他喜欢上了这些原始艺术品,常托着小脸长久地凝视着上面流畅的线条、古朴的图案。还小心翼翼地将它拓印在桃花纸上,作为礼品分赠给小伙伴。

        对他艺术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家乡渊源流长的民间艺术。雕刻、编扎、剪贴、灯会、庙会、社戏……自古就是显示金华能工巧匠心智的艺术形式。如浦江剪纸,俗称“窗花”,一般用在喜庆年节时作礼花或窗户、灯彩的装饰。题材有“状元及第”、“龙凤呈祥”、“福禄寿喜”、“鲤鱼跳龙门”等。还有历史人物和地方戏曲,山水花鸟和鱼虫走兽。吴山明从小就很注意观察剪纸艺人的剪纸样稿。剪纸的工艺异常繁琐,先用毛笔双钩画出草稿,剪成图样,再把图样轻轻粘在另一纸上,用烟熏出黑白轮廓分明的稿子。然后把着色的毛边纸铺叠于稿子上,用棉纸捻(或用线)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匀密   钉紧。最后用特制的镂花剪由里向外剪出,一朵美丽的窗花就鲜活地绽开在掌心。

        最令孩子们神往的还是元宵灯会。金华灯彩千奇百妍,而龙灯是灯会的主灯。龙灯中最有代表性的数“桥灯”,一般均有百余节。桥灯分“龙头”和 “灯桥”两部分。龙灯下托以木板,上建支架,以竹篾扎于板架,成神龙形状。外裱棉纸,描以彩色龙麟、云彩;腮挑龙须,嘴衔龙珠,四肢擎有各种彩灯,背上插旌旗数面,上悬“天灯”,下挂“地灯”,制作极为精工。每当民间艺人集中在祖庙里画几十节,甚至上百节桥灯时,山明就忘了吃饭睡觉,从早到晚地在里面游转。他喜欢这种氛围,这个线和色彩组成的世界,也许这就是天性和缘份。渐渐地,他看懂了艺人们作画的诀窍,眼界高了,又瞧出了有些人的破绽来。阿垒与山明感到:如果能让他们露一手的话,肯定会比艺人画得更好。

        也许他们当时的最高理想,是长大后能在祖庙里画龙灯。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却使他的命运之舟驶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是在解放前夕被父亲接进杭州的。没想到一进城,黄包车弯进了柳浪闻莺不远的红门局。红门局的弄堂洋房,一门住两家。楼上住的就是仰慕已久的画坛前辈,他的同族老哥哥吴  之先生一家,楼下住的是吴山明全家。这房子还是潘天寿先生转租给山明父亲的。吴  之擅长意笔花鸟,间作山水、人物、走兽。素有诗、书、画“三绝”之称。早年画风受吴昌硕大写意派影响甚巨,深得缶庐神髓。后吸收青藤、白阳、石涛、李  诸家,自辟蹊径,形成丰润郁勃,婀娜多姿的独特风格。在画史、画论和字画鉴赏上都有精深的造诣,是当时美院很受学生欢迎的名教授、名画家。

        这真是天赐的良机,使他有幸领略经常上门的潘天寿、诸乐三等诸位浙派大师的风采神韵。每当他们在谈诗论画时,吴山明总是静静地站在旁边,像虔诚的信徒聆听来自天国的声音。但是有一阵子,他发现大师们常常神色迷惘地无声叹息,眉宇间纠结着一个难解的谜。以后才知道,当时的中国画坛,正面临一个历史的选择。政治对文艺的明确要求,使以自娱遣兴为宗旨的传统文人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削足适履难以适应,尤其是浙派的这批花鸟画大师,他们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们注重了书法入画的线描功力,讲究了笔墨的技法神韵。当时浙江美术学院正推行苏联的教学体制,大量引进西方素描、色彩,强调表现新的时代内容应注重的造型能力(即写实能力)训练。

        大师们被冷落了,但是他们献身艺术坚韧不拔的人格精神并没有沉沦。他们接受了为学校收藏、鉴别古画的任务,在这西子湖畔狭小的楼宇里,在五千年辉煌的绘画史中,开始了艰苦的求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为吴山明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常人难得的人文环境。只见他们每天挟着收集来的一大摞明、清名家珍品上楼,一幅幅轮番挂上墙。沏上一壶碧绿清香的龙井,在古墨的余香中围炉而坐。大师们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虽然潘天寿与吴  之,早在三十年代创办“白社”时,就经常出入沪、苏、宁、杭诸收藏家之门,鉴赏过历代众多名画真迹。但面对前人的艺术精品,往往总是先呷口茶,毫无声息地仔细研究,细品古字画的个中三昧。吴  之个性直爽,总是快人快语。潘天寿含蓄深沉,如老衲入定。常待二人争执不下时,才出语惊人。老让吴  之与诸乐三信服地击掌叹息。“还是听阿寿的”。

        那段时间里,吴山明一有空就往楼上跑。有时吴  之还会慈爱地拉住他的小手,问他观画后的感受。几年下来,大师们为美院购进、鉴别了几百幅明、清书画珍品。也在这宁静无为的氛围里,探寻到浙派绘画变革创新的途径。

        这真是一幅可以炳彪千秋的“三贤论画图”。在以后的岁月里,历史再不会重演这一情景。而吴山明却在这难得的机遇中,开阔了艺术视野,从大师身上焕发出的磅礴气息中,汲取了可以终生受用的艺术营养。

        到杭州不久,他就以同等学历的高分,从小学五年级考进杭州二中读书。在学校里,他遇见了第二位美术教师沈萍初。虽很少见沈老师画画,但他对美术理论很有见解,还非常注重美术人才的培养。只要他发现的美术尖子想画画,就会主动地帮你去请假,陪着你画素描、写生。当时与吴山明画得一样好的学生还很多,他却独具慧眼,在众多同学中发现了吴山明。认为这孩子笔性稚嫩但有艺术个性,蕴藏着巨大的才气。使这位乡村来的孩子,很快通过正规训练脱颖而出,担任了班里的美术课代表。   

        许多年过去了,吴山明与我交谈时还忘不了两次奇遇。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这犹如两盏不灭的灯火,温暖着他孜孜不倦地走向艺术的彼岸。

        一次他们班上保  山搞队日活动,回来时在山下遇见一位老人。着一件素净长衫,戴一顶老人帽,拄着木杖,走走停停,聚精会神地画着速写。仙风道骨,犹如玉树临风。孩子们很快围了上去,还推着吴山明叫嚷嚷:“老爷爷这是我们的小画家。”老人慈祥地抬起头,瞥了他一眼,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好!画画好。”   

        以后他才知道,这就是山水画大师,他们金华鼎鼎有名的黄宾虹。功力已炉火纯青的大家,还如此认真地搜尽奇峰苦练基本功,真令他感叹不已。以后他凭着这一永恒不灭的记忆,创作了意笔人物画《胸怀五岳——黄宾虹像》。

       他和吴  之虽同住一屋,但先生并不知道他会画画。一日,吴  之手执讲义,从美院下班归来,见家门口水泥地上一路画了许多画。有徐悲鸿的“奔马”、有“美国鬼子”、“日本佬”的漫画,还有他熟悉的各种菩萨。先生被吸引住了,好奇地一路看下去,一直看到巷尾邻居家门口。一打听,才知是吴山明的杰作,他很高兴,连声称赞不错,还把山明叫到书房,要他画一张看看。吴山明激动极了,挺郑重其事地关起门,趴在桌子上,画了幅队日活动野营场面的钢笔画。吴先生见了大为称赞,连声说;“好!好!是自己想出来的。小孩子就要画自己的事,否则就没有意思了。”    

         从此后,吴  之开始在教学创作之余关心他的绘画。并在第二年动员他父亲让吴山明去报考浙江美院附中。 

         吴山明是幸运的,因为美神一直庇护着他成长。

        当时的浙江美院附中还在平湖秋月对面的浙江博物馆。考试很严,据说25名考生才录取1人。他当时个头很小,才1.37米。早上急于赶路,又忘了吃饭,匆匆去赴考。试题是一张素描一张作品,课堂上摆着半个西瓜一只茶杯。他极认真地画完素描,又画了一张以队日活动为题材的创作《野营》。口试的老师们见他个头瘦小,长得眉清目秀,倒显得很有兴趣。问长问短;听说他还饿着肚子,忙拿出点心给他吃。张榜那天,没想到居然被录取了。

         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张吴  之赏识过的《野营》,又一次帮了他的忙。因为他真诚地画出了少年儿童特有的生活感受,流露出对事物的敏感和悟性,得到了批卷老师的一致好评。

 

                     三

 

        他永远不会忘记1955年9月的一个早晨,迎着葛岭的流霞,步入校园时的喜悦心情。应该说进入浙江美院附中后,吴山明真正走进了艺术殿堂。他是从这里直接升入美院中国画系,经历了漫长九年的面壁苦修。当时潘天寿以及他的同事们,在中国画受排斥的逆境里,仍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科教学理论。讲究书法入画和传统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基础训练,并注重了西方素描、写生等造型训练等。而附中四年主要是扎实的基础训练,每天清晨必须起床,整日不停地抓空隙画速写。在马玉如、徐永祥等一批优秀教师的严格培训下,几年下来,不知写秃了多少笔,连小拇指都磨出了茧。也把当年那位只知道在破庙墙壁和地上凭感觉瞎涂一气的孩子,锤炼成技艺全面的业务尖子。

        就是在考入附中时,吴山明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磨难。父亲去安徽荣军中学任教后,开始很顺利,还被评为优秀教师。但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终因历史问题受审查。他不仅从经济上断了来源,在学校进而也开始抬不起头。他担任班干部开始受人非议,常常独自在孤山下深思,那颗充满青春幻想的心渐渐理智、成熟起来。他是自尊的,对自己的艺术才华充满了信心,他已别无选择,决心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教精神,用比常人多付出千百倍的艰辛,去摘取艺术殿堂神奇的桂冠。西泠桥的晨风掠去他琅琅的书声,放鹤亭前留下他写生的身影。他,一名靠助学金与亲戚资助读书的苦孩子,终于以优等生的身份,实现了进著名高等学府的梦想。值得欣慰的是,他在附中二年级时与同学合作的一套民间故事连环画,第一次在天津《连环画报》发表了。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人生路上最初的成功,促进了他对中国人物画的选择。

        他进浙江美院时,正值中国人物画界,经过数年的探索,逐渐的形成几大画家群和艺术流派。在潘天寿院长麾下,出现了以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群体。三人中李震坚沉厚,周昌谷秀雅,方增先潇洒,其中尤以方增先影响最大。浙派从书法艺术的用笔中汲取线描形式发展的营养,因此在基础训练上重书法,重勾勒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吸收花鸟画用墨用色方面的技法,对每一线条的完美表现,每一组线构成的严密性,笔墨的组合,甚至画面的局部变化,都有严格的讲究。凭借浑厚的素描功底和造型能力,浙派人物画创作性的继承和发展了文人画特色,准确地表现了千变万化具有不同个性的现代人物。使明清以来以欣赏功能为主的文人画转向了新的教化功能为主的轨道。他们与当时蒋兆和、叶浅予、黄胄等,将清代任伯年后停滞了近百年的人物画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虽然当时已强调水墨画表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经常组织学生下乡,与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方增先、周昌谷、李震坚等老师在教学中从未放松过人物造型的训练和传统水墨技法的学习。

        几十年后,身为美院中国画系主任的吴山明,还深情的感叹到:“凡我校毕业的,在全国各地取得成就的画家,都是这套行之有效教学方法的受益者。”

        当时的浙江美院,在潘天寿、吴  之主政国画系后,首创了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的分科教学。强调中国画教学的独立性;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强调中国画造型是笔线造型,不赞成用明暗块面塑造的观念和方法,做为中国画的造型训练内容;强调教书又教人,提倡人格教育。他至今仍可记忆犹新的报出大学课程表。就人物科而言,学习可分基本练习和艺术实践,基本训练包括:主课、副课、基础理论三部分。主课包括:专业人物(意笔线描、意笔着色、大写)、专业素描(写生、默写)、构图练习。副课包括:书法、篆刻、山水画、花鸟画、装饰色彩。基础理论包括:美术史论、古典文学、诗词题跋、解剖透视。艺术实践包括:创作(组画、肖像画、独幅画)、生活速写(形象素材、文字素材)。

        他当时非常重视临摹,他在临摹中感受到传统绘画线的艺术,迷恋于线的形式美感。临摹是一种直观教学,要求笔意对路,深入的去领会临本。他先从兼工带写即偏工的意笔形入手,接触了大量汉、魏、唐代的壁画。又注重对历代名家作品整体风格和特点的把握,分析了用线(笔)的类型、特色、线的整体气势,形与神的表现特点等等。反复研究了梁楷、石恪直到华  、闵贞、任颐、任薰等个性较强的作品。
他凭艺术直觉,把探求的目光盯住南宋世称“疯子”的梁楷。盯住他的以水墨粗放见长,继五代石恪后以泼墨入画,大笔迅扫,淋漓酣畅,开大写意人物画先河的代表作《泼墨仙人图》。这个头发稀疏,五官丑得很美挤成一团的大圆脑袋。这个醉眼惺松,充满着随意性笔墨情趣的布袋和尚。使他感受到“以意写形”那种“简笔画”的艺术魅力。以后他曾画过许多如“醉八仙”之类的作品,可以看出其所受的影响。最令他感叹不已的还是自梁楷之后七百年的任伯年。他的人物画的最高成就不仅在《群仙祝寿图》、《承天夜游》等古典题材上,更在于《三友图》、《酸寒尉像》等当代人物造型上。如果说梁楷的功迹在于将水墨引进人物画,创造了水墨大写意这种新形式。那任伯年则把水墨人物画拉回到现实生活里,以他杰出的才华和精湛技巧给历史留下了真正“形神兼备”的杰作。

        从现在的目光看,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的这种发现还是朦胧的,感性的。但正是这种敏捷的艺术感觉,使他的早期创作显示出较好的艺术个性。也为他在二十多年后,在中国人物画教学中,提出了“意笔线描是意笔中国人物画的基础”,这一崭新的艺术主张,并成为当代颇负盛誉的意笔人物画大家,提供了一个可让研究者信服的注脚。  

        接触过吴山明的人,都会感受到他举止言谈中有种稚童般热情坦诚的天性扑面而来。 他是从浦江的乡间小路走进新中国的高等学府,并对六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充满着赤子般的虔诚。每次下乡,他都没少流汗。“双抢”割稻常常从黎明割到黑夜,又顶着月光,干到东方发白。稍有空闲,就抓紧在田头写生。

        给大学时代的吴山明带来初次声誉的是他三年级时,下乡回校后创作的国画《飞雪迎春》。这是他毕业前认真创作的第一幅作品,画面上一群农村干部正开完会,迎着漫天飞扬的雪花,在雪地上喜滋滋的行走。其中两人呵口热气在相互点烟,火光给远处绽出嫩芽的桑树林和稻草堆,镀上一种瑞雪兆丰年的暖意。作品很快在中国权威刊物《美术》杂志发表,专家认为画面构图很有时代气息,人物相叠符合透视原理,层次感把握得很有艺术性。

        他的花鸟画毕业创作是一幅速写的演变,构思别致,颇有诗意。画了杂草野花中躺着的一架水车,还题了两句点睛的小诗。“来了抽水机,水车当渠道。”指导教师看了大为称赞,表扬他善于发现、捕捉生活中的美,认为是花鸟画创新的成功之作。

        山水画课虽都是名家执教。但画法偏于传统,他认为应该创新。在一张作品中他画了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石缝间突兀出一峰亭亭玉立的保塔。开始时还怕老师批评,没想到批卷时得了高分,老师表扬他有自己的审美意境和精神内涵。

        毕业前夕,系主任把他找去谈话。让他带两位同学去龙井梅坞,给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梅家坞大队党支部书记卢镇豪画家史连环画,用连环画这种普及形式做毕业作品,究竟能否登堂入室?这对他是一个考验。他想把连环画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在卢镇豪家整整待了一个多月。他们几乎拿出了全部解数,把每一幅画面都作为独立的人物画反复构图,精心绘制。不知苦熬了多少不眠之夜,终于一炮打响。在当时北京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毕业作品联展上,据说陈毅元帅看了他的作品很为赞赏,说:“大学生能以连环画做为毕业创作,把普及形式作为美术创作来对待,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当时的《美术》杂志也选登作品,给予肯定。我们从吴山明的早期创作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从未放弃对人物对象心理语言的把握和对画面意境的诗意追求。这种充满悟性的追求,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几十年的艺术发展。

 

                       四

 

        翻开一部美术史,记载着许多艺术天才与红颜知己的动人佳话。

        第一次上他家,我就发现情笃艺精的吴山明,有一个令人羡慕温馨可人的家庭。我们的交谈刚开始不久,端庄娴静的夫人,就象老朋友似的,落落大方地来到我们中间。我的第一印象是热情、直率、随和,擅书画、知礼仪、有才女的风韵,以后,我们又相约去灵隐“创作之家”消暑,彼此很快如家人般亲密融洽,渐渐地,随着几次接触,几番长谈,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位外柔内刚的女性。她既有巾国不让须眉的英气,又有传统女性春蚕吐丝般默默奉献的美德。二十多年来,她不仅以柔弱的肩膀,帮他遮挡人生的风风雨雨,将三个孩子拉扯成人,还以她良好的艺术素质,陪伴他在艺海中不倦的探索奋进。

        1964年大学毕业后,才23岁的吴山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并于1965年担任了助教。六十年代的吴山明艺术上是时代的宠儿,当时正值他生命的开花期、创作势头如旭日东升。他认真研究了浙派人物画的真谛,并尝试着革新的路子。在当年“援越抗美”展览中,一气画了三张丈二匹大幅创作。并大但的汲取了越南磨漆画浓重而丰富的色彩感觉,巧妙地将其与浙派人物画的水墨技法,略加夸张的人物造型揉合在一起,以大块重黑为基调,大面积地赋以黄色或红色,画面气氛强烈,气派雄浑。这是继六三年他学生时代的佳作“飞雪迎春”、“卢镇豪家史”之后,又一次引起海内外同行关注的艺术飞跃。1964年与他一起被学院党委书记高培明慧眼识珠留校任教的还有同班同学卢坤峰等。他们很快成为教学的骨干,创作上的新星,经常带领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们上山下乡,深入生活,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发展与振兴而辛勤耕耘。

        记得1987年,有一份来自台湾的有关中国画坛的艺术家资料,曾这样介绍道:吴山明成名于六十年代初,其成名之作是“飞雪迎春”等。通过此,可见其当年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面貌。

        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向中国人物画的高峰攀登时,一场文化浩劫席卷了神州大地。他所崇敬的大师们,一夜间从天国打入地狱。可笑的是:“文革”之初有的大字报还把他和老师们排列一起,当作应批判的“学术权威”而点名字。他被冷落了,期间下过农村,办过画报,与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心如飘泊的浮萍,在急风骤雨中沉浮。

        奋斗、孤独、寂寞。他需要热,需要爱,需要在温暖的港湾修整疲倦的身心。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毕竟不是只给予而不领受的。

        还记得1966年的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诸暨县越剧团宿舍。他是去看一位朋友的,好象就住在这木结构楼房的上面,奇迹发生了,当他迈步上楼时,一位娇小清纯的少女端着一个盆子,正缓缓地下楼。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如闪电般击得心儿微颤,她是那般文静秀丽,款款如出水芙蓉。他是那般英俊潇洒,翩翩似白马王子。感谢月下老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牵来了红丝线,使他俩在一见钟情中萍水相逢。相识后几次接触几番长谈,他们都深深地被对方的气质、格调和理想所吸引。他第一次从她异常温柔的眼睛里看到了希翼,看见了自己这些年孤军奋斗的报酬。他们很快就明确了恋爱关系,陶醉在初恋的幸福中。  

        高晔出生在青田县一个偏远的山沟里,给山明的第一印象是嗓门儿很高。听说她是半夜出生的,生命的第一声啼叫就把全村的狗都惊得山上山下乱窜一气。她十四岁那年省艺术学校来县里招生,也就是凭一曲女高音《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从此走上了艺术生涯。令山明这文弱书生自叹不如的是破“四旧”时,一帮造反派来剧团烧演戏的“行头”。老演员们又恨又怕,哭作一团。是这位二十岁的乐队女主角挺身而出,与他们从晚上辩论到天亮,最后竟与团里的年轻人一起,保住了剧团的财产。

        第二印象是远。头一回上她家去拜见岳父母,清晨从县城出发,翻山越岭直摸到天黑才进村。结婚的头几年,又是分居两地,鸿雁传书。高晔为他生了三个孩子,每次接到电话赶去时,孩子总是已在摇篮里打量这位不称职的父亲。虽然他们的新房是那样简陋,单人床边拼块木板,买喜糖的80元钱还是高晔向剧团借的。虽然结婚后上有老下有小,经济一直很拮据。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却很富有。写不完的两地书,叙不完的夫妻情。高晔还真有她表现感情的方法,有回想丈夫想久了,拿出照片在灯下久久凝视,最后竟用戏剧化妆颜料,将吴山明的脸、唇、眉毛,都轻轻儿抹上了一层温暖的色彩。

        爱情滋润了事业,事业又拓展了爱的精神内涵。吴山明又拿起画笔勤奋地创作了。但是,在七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创作,他的事业,始终摆脱不了两大难题的困扰。一是经济的贫乏,二是多病的妻子。他不会算帐,但每个月他和高晔都必须面对一组窘迫的数字。一个大学老师加中专生的工资才89元,扣下20元给他父母后还剩69元,这便是一家五口的生活费。由于分居两地,又得让车轮转掉一笔钱。记得1970年初生老大吴扬时,他正下乡在平阳县,高晔是独自赶到浦江他堂嫂家做产的。她产后因体弱而血崩,送医院抢救时非常危险。71年夏天生岚岚时,她已调绍兴市绍剧团。浙江美院当时迁到桐庐,吴山明是从桐庐分水教学连赶来照顾的。最令山明伤心的是他从杭州拎来了煤炉,但整个产假却没让她吃上一只鸡。高晔由于产后失调,一病便是四年,直至1975年老三降世后才逐渐恢复。妻子工作流动性大,无法自己喂养孩子,未满月的女儿岚岚只能由山明亲自送到诸暨乡下找奶妈。岚岚是个懂事的孩子,居然一路上一声不哭。倒把山明那颗慈父心憋得酸酸的,一回到绍兴便哽咽着对妻子说:“岚岚真乖……”第二天又告别未满月的妻子回桐庐教学连去了。他们夫妻共度过了七年艰苦的分居生活,直到1974年高晔才调到杭州团聚。

       1976年的夏天,吴山明带学生下乡教学实习,跌断了右臂,回家养伤,这可累苦了妻子。白天要上班,又要为儿女们烧饭、喂奶、洗澡,还得照顾丈夫的起居,终因长期积劳成疾,患了胆囊炎。那几年是吴山明一家最艰辛的岁月。记得有一次一批地县美术界的朋友们来看望山明,正遇高晔生病。山明一手抱孩子一手在作画。刚想坐下交谈,小儿又大嚷要拉尿尿。这就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高晔的母亲是位善良勤劳的山村妇女,每次在他们家最困难时,都是她步行六十里山路,将两个外甥接回大山里抚养,帮助女婿女儿度过了难关。

        生活的窘迫,并没有能影响吴山明对教学的执着。吴山明始终豁达乐观地对待人生的难题,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热爱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事业。七十年代是他精力旺盛的黄金时代,虽然“文革”中教学曾停顿了几年,但1970年下半年又开始复课。作为青年业务尖子的吴山明与顾生岳、方增先、宋忠元、马玉如、全山石等有成就的教师一起被编入教学连,迎来了“文革”后期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并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了“文革”时期唯一的一本难得的《速写技法》。春去秋来,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如今在这中国画家的摇篮——浙江美院中国画系,他已执教三十个年头了。他执教过的十几届学生,有的已经在大洋彼岸生根开花,有的走上大学讲坛已数十载,更多的成了各省市艺术创作的中坚或出版社的主编而风云一方。由于他与卢坤峰、孔仲起、童中焘等在教学上的成绩和贡献,1978年同时被评为“文革”后的第一批讲师。1982年底,吴山明又被学院推选为浙江省“为人师表”优秀教师。

        这一时期,吴山明在教学同时还画出了大量山水画、连环画和文学插图。物质生活贫困的吴山明,始终坚信托尔斯泰“苦难是最好的老师”这一名言,默默地执着地攀登着艺术之巅峰。

        1975年春天,他告别了刚从绍兴调来的妻子和年幼的子女,与徐永祥老师等应新疆美协邀请,赴边疆讲学与写生。半年中他勤奋地画了一百多幅人物肖像和几百幅速写,在回杭州后的赴疆汇报展中,他的作品技法娴熟,内涵丰富,挥洒自如,可以说又实现了一次艺术升华。人们感到吴山明的水墨人物画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展出期间,他的三幅最为得意之作被窃,学生们无不为先生的损失而遗憾。这一 “文革”期间浙江唯一的画展作品失窃事件,使他在遗憾中隐隐感到美术界的春天即将来临。随着1976年金秋的到来,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他也于1978年出任中国画人物教研组组长。他和高晔,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终于结束了漫长而苦难的历程。

 


                五

 

        象历史上任何一个有着地域性风格特征的艺术群体一样,浙派人物画的形成和发展,是来之不易的。对于一位从事教学、创作几十年的人来说,吴山明的选择和艺术形式语言的操作是建立在“写生——创作”(亦即学院派理性方式)基础上的。写生是观察,记录自然与生活的手段。创作则依凭回忆、默写、神思冥想后的艺术冲动,去寻求一种最为完美的艺术形式。而对于一位技艺成熟的艺术家来说,每前进一步都将付出比常人更多的代价。每开拓一个新领域,都将舍弃许多已有的形式和技法。当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面对汹涌而来的美术潮流,吴山明以不惑之心,沉潜之志,坚持用当代意识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绘画传统。坚信“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一艺术真谛。通过数十年的不懈苦斗,又终于成功地实现了一次新的突破和超越。

        如张大千当年敦煌千里行,面壁三年临摹般虔诚。吴山明这些年总是利用教学之余,观钱江潮之汹涌澎湃,察鱼虫林木之自然情态,登天山赴藏区,走滇南游海岛,领略了傣族、白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瑰丽多彩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天南海北,他的艺术境界也由此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永远不会忘记那迷人的南国花市和欢乐的泼水节。云南的边地风光是那样优美、抒情、恬淡。他为了捕捉和表现这种透明的纯净的美,那种以后弥漫于他作品中的宁静的大气和底蕴,曾先后三次去滇南洱海边写生,上傣家寨赶场采风。他认识了无数的边民,还和傣族房东交上了朋友,听他在竹楼里讲古老的神话,讲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这里至今仍笼罩着一种田园式的轻纱,民风淳朴,人情和睦。房东大伯生性浪漫,一生离婚五、六次。但与女方分手时都相敬如宾,从未红过脸。村里听不见吵闹声和打骂顽童的喧哗。据说连“文革”时都没人起来“造反”,一些在地委、县委当官的,一听说可以卸掉乌纱,纷纷不打自倒,乐陶陶地跑回家过农耕生活。以后任凭局势好转,再也不愿出山。他在月上柳梢时观白族姑娘跳舞,舞姿如孔雀开屏;他在洱海边与女孩捕捞海螺,画下了无数美神的倩影。  

         最难忘的还是延边人的盛情。当时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他和几位东北画家刚到公社时,还看见一条壮实的大狗在身边转悠,午饭时已成迎客的佳肴。朝鲜族爱狗如命,生性善良,但总不能光用酸辣泡菜迎接远方的朋友。他为此难受了好些天。

        他当时已创作了大量描写江南风俗风情的系列作品,实践了从浙派传统写实手法向笔墨意趣的过渡。而在云南、延边,他又捕捉到一种比江南水乡更优雅、更清纯、更空灵恬淡的意境。他创作了《傣女》、《三月街》、《瑞丽江少女》、《景颇姑娘》等作品,在对人物内心的诗意追求上迈进了一大步。        

        如果说他去藏区前是位潇洒、秀美,柔情似水的抒情歌手的话,那么,当他进入甘南藏区和新疆,面对高原、雪山、天苍苍野莽莽一片未开垦的原始大地,那种扑面而来的豪迈、粗犷、质朴的野气,那种强烈的感觉反差,那种巨大的艺术冲击力,使他仿佛经历了一次凤凰涅  ,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这是与他以往完全不同的抒情方式。他们辗转于海拔三千米的帐篷之间,忍受着高原反应,浑身长满了蚤子。清晨,与藏民一起去泉边汲水。中午和牧民共饮青稞美酒,醉了朝草原上舒畅的一躺。他几乎日夜不停的画着速写,画着水墨写生,捕捉着藏民身上那种粗犷而野性的雕塑感,那种生命中原始的张力。他也许真与狗结下不解之怨,有回在偏僻的雪山下,他去拜访一位老人,刚画完肖像,就遇见一条凶猛的甘南狗。他穿着雨衣在草原上落荒而逃,幸亏有位牧民用吊着铁块的打狗绳救了他。他曾两次去甘南,拍了许多奇异的高原风光照。凭着艺术家对美的敏感,有一次他在牧区发现了一位少妇,穿着很脏的藏袍,但美的令人振惊,令人无法描述那种超脱的精神升华,他们忙打开相机,摄下了这浑然不知自身价值的高原女神。

        回杭州后,他在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速写集。这是当时“文革”后难得见到的水墨速写集,很快一售而空并在书摊上涨价出售。英、日文版的《北京周报》还在封底选发了他的许多水墨作品。1986年,他被学校任命为中国画系副主任,并晋升为副教授,这一时期,他的画风又有了新的变化。如果说他早期作品中那种流畅奔放的线条,具有明显的“帖”的意味的话,那他在近期作品中则较多地显露出“碑”的金石凝重感。虽然,吴山明有很强的色彩表现力,彩墨又是五十年代浙派人物画的传统。但他在经历了五彩缤纷后,突然领悟到了“水墨为上”的艺术禅机。为了回归高雅抒情的水墨精神,超越前人水墨技法,闯出一条高水平运用水墨的新路。他在用宿墨和用水、用胶的比例上做了反复的调整,使湿笔华滋中增添了枯涩苍健的韵味。在他的笔下,不仅有潇洒、秀美、水气淋漓,淡墨迷朦的江南风情。还出现了概括而含蓄,凝重而浑厚的西部人物画廊。

        那《雪山雄鹰》中面容粗砺的藏民头象,好象在向你展示他豪迈坚韧的生命旅程。《古老的歌》,使人听到了东不拉激越多彩的旋律。《朝圣的老人》,让你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宗教课程。在《拾粪的老人》中,用笔粗犷,似乎人头和衣服浑为一体,所有的线条和人体都不到位。其实他正在用这种手法,将人与环境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他越来越清醒地追求含蓄而深藏不露的画风,并归纳出用笔须藏锋、藏情、藏意的艺术妙诀。他的中锋藏锋是他向线描现代形式创新目标逼近的第一个突破。妙就妙在说是藏锋,又不死守于“藏”,有时偶尔还露一点笔锋。翻看他近年的画册,即使是愉快的人物,其情绪也渐趋平和、内向、沉着。如《喜悦》,只是把一位藏女画成两手放于腰间,微微含笑而已,还有《羞涩的少女》那种怕羞的笑,《雪山雄鹰》那种自信的笑,《阿坝农妇》那种慈祥的笑,都表现的很内在。中国画的立意问题,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境界。吴山明用暗示、启示、象征、双关、模糊等方法,成功地达到夸张、强化作品意蕴的目的。他那受到美术界同行赞誉的《高原初雪》,画了侧身前行的两位高原妇女。前行的身姿是从两位妇女微微前倾的动感里看出来的,没有画出什么环境。两位妇女眼睛朝下,让人觉得她们站的地方海拔很高,是高原。一片空白的背景于是便有了白雪皑皑之感。于是左上角一笔淡墨,让人想到可能是云,可能是影。高原初雪,是描写高原的初雪,还是描写初雪的高原?这种似与不似的绘画语言,倒能启发读者的悟性。当纷纷扬扬的初雪来临之际,正是高原及它的儿女们最美丽的时刻。这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之母的礼赞,也是对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人类的礼赞。
   又如《雪莲》画了一位矗立在喜马拉雅山的少女,头顶着天际。除此,画面再没有出现其它景物。这位少女举目眺望,若有所思,似带苦涩。其身姿,其神情,如冰峰,似雪莲。在这里,画家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象不清楚。然而,从画面流露的一种崇高感和神秘感里我们似乎看见了遥远的高原和伟大的喜马拉雅山的雄姿。感受到了冰山上的雪莲和雪莲一般的高原少女的神圣与高洁。这是雪域的神圣,是生命的神圣。这种深藏于内的意蕴,由读者自己去寻找出来,自然要比画家铺叙出来有利的多。

        还有《沃土》,横向的构图,画了一位带着深沉的微笑的高原母亲,如雪峰顶起在一片沃土之上。沃土好比母亲,母亲好比沃土,生生不息的生命都来自土地与母亲的哺育。高原母亲更是伟大的母亲。作品主题如此深化,不能不说是画家把他的立意隐藏起来的结果。不能不说是画家避免了清晰陈叙,恰当地运用暗示、启示、象征、模糊等艺术手法的结果。

        他在意笔人物画领域里的成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声誉,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陶醉感,他是大气的,沿着自己选定的精妙——狂放,再复沉静;工致——写意,而归洗炼;清新——浓丽,而趋恬淡的艺术轨迹,又开始了新的探求。

        他认为东西方艺术所表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东方艺术以描写想象入手,重视主观精神的抒发,因而倾向于写意,这是长于西方艺术之处。还记得当年张大千第一次拜访毕加索时,毕加索曾送他一幅“西班牙牧神”,是学齐白石的手法,有些石恪简笔人物画的趣味。但他的墨色浓淡难分,更不懂国画的神韵。友善的张大千当场回赠幅“双竹图”,可以说是特为这位西方大师提供的画竹范本。因为右方一株竹,浓墨凸现,竹叶呈向上伸张姿态;左方一竿则是淡墨衬影,竹叶均是向下垂布之态。双竹间不仅显出了距离,更分清了浓淡与层次。张大千的这幅“双竹图”及其他以后馈赠的牛耳毫毛笔,对毕加索发生了很大影响。六年后他再度访法,看见毕加索所作的中国画“草上刀螂”,已是完完全全齐白石的路子了。   

        他把目光投向那些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投向那些沉淀着丰富文化底蕴的历史题材。他开始参悟和研究浙派地域的文化人格、文化品味和文化氛围。他又开始造险破险,在用笔上与原来拉开了距离,并注重文化底蕴的营构。从新的审美角度创作了两类题材的作品,一类是《吴昌硕》、《金冬心画像》、《石涛画像》、《八大山人画像》等历史题材;另一类是《小镇夕照》、《朦胧的记忆》等揭示人生命运的作品。朋友们惊喜地发现,他的笔下流出我们南方吴越民族特有的历史苍凉感;那种缭绕于弘一大师一生的凄清、悲凉,如歌似泣的宗教情结;流出了我们越人身上自古就有的那种闲适感和飘逸的艺术精神。流出了历史文化名人超然高洁的人格力量。以及这种文化人格走向极致后的和谐魅力和恬淡感。他孜孜不倦地努力,象剥果子剥到了里层,看到了诱人的内核。  

        1989年对吴山明是个重要的年头。他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浙江电视台为他拍摄的专题片《画人物画的人物》,曾代表中央电视台送日本进行电视交流。值得欣慰的是他利用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借一油画老师的工作室,完成了最能体现近期创作成就的《吴山明意笔线描人物画集》一书的主要画稿。此书出版后,引起美术界的较大反响。著名画家冯远写了一篇论文《回到单纯》;画家、艺评家王义淼先生也写过一篇题为《趋向含蓄》的好文章;他们论析了他这十几年对意笔人物画突破超越的总趋势,是通过趋向简,趋向静,趋向藏,从而进入趋向含蓄的艺术大道。简可概括为笔简、色简、景简;静则生灵,不光是技法;更是得道者的一种精神境界,藏而不露即是含蓄。 

        吴山明曾经说过;“人到中年,火气减了,近来作画喜自然,喜欢含蓄与深沉起来,并且一旦认定了自己的路,便想固执地走下去。”吴山明在笔锋、情绪、意蕴之中达到的含蓄,是一种精神的内力,是老练和大度的气象。犹如造诣高深的琴师操弓时,那种自如和深沉;犹如经历过深刻复杂的人生体悟,修炼到家心有静气的方家把握宇宙契机时,那种镇定和从容。此间潜伏的意境和涵量真是令人难以推测。我们在吴山明的作品中,甚至可以读到外在的风情世界与内在的人物精神世界的辉映,读到画家对自然生命尊严的崇高礼赞。


    
                 六

 

        春华秋实,通过数十年的不懈苦斗,吴山明不仅将当代意笔人物画,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还通过对教学实践的总结,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了“意笔线描是意笔中国人物画的基础”这崭新的艺术主张,与志同道合的吴永良一起共同实践并总结出一套更科学更完善的水墨人物画技法体系,为中国人物画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的作品被国内外著名收藏家及美术馆收藏,并先后赴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西德、泰国、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展出。他用本民族娴熟的绘画语言与世界对话,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早在1986年中国与新加坡还未建交时,他的作品就和卢坤峰、姚耕耘远涉重洋,在那里举办了我省首次“三杰画展”。第二年,应新加坡醴陵画廊邀请又去举办个展和讲学。当时那里高水准的人物画家还很少见,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官员参观后给予很高的礼遇。邀请他参加国庆观礼,并和新加坡一位名画家一起为国家级的美术年展作示范。吴山明为人热情坦诚,当文化部的何家良政务次长希望他给全国中学美术教师讲课时,他欣然应允。以后,又接着给新加坡大学校外辅导部和南洋中学开了讲座。同学们反映他授课有问必答,毫无保留,真正见识了中国第一流的水墨人物画技法。他还结交了许多年轻画家,交流切磋技艺,其中就有成就较大的啸涛篆刻书画会的朋友。真正的高潮是给平时难得露面的全国报业总裁画像,新闻界闻讯后纷纷前来采访。新加坡电视台还专题转播了他为另一位友人画像的全过程。只见他濡墨挥亳,仅用六分钟就准确地勾勒出一幅水墨白描肖像。不但栩栩如生,而且洋溢出浓郁的笔墨情趣。被有关方面称赞为是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通过他的交流,第二年促使了一批学生首次来浙江美院进修留学。 

        去的最多的地方自然是香港。记得第一次是与陆俨少、赵宗藻先生等一起赴港搞画展,这是我省画家首次赴港澳参展。在澳门时有位小朋友在他的作品前流连忘返,最后掏出押岁钱买了画。著名的爱国人士安子介先生也很喜爱他的人物画,在一次画展上买了画后两人结下了友谊。每次他路过香港都去拜访安老先生,安先生也总要抽空请客,畅叙别情。

         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那次香港个展。他拜访了岭南派的祖师爷,国画大师赵少昂先生。赵少昂是与潘天寿同辈的名家,平时自招门徒授课。年岁已高,闭门谢客,很难求见。那天,他将新出版的《吴山明意笔线描人物画集》送给老人,希望赵老有空能翻翻,不吝赐教。没想到老先生一翻开画册就来了兴趣。非常认真地凝眉注视,耗费了半小时,。一页页仔细看完了一百十七幅作品。作为岭南派的一代宗师,又是第一次接纳浙派传人造访,总以为是寒暄些客套,尽到礼仪即可。但赵少昂不然,面对着与岭南派风格不同的文人水墨画,他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边观画边评价边坦率地回答弟子的提问,欣喜之情,惜才之态,都闪现于他眉目间的笑容里。他给了吴山明很高的评价,用肯定的口吻说;“吴先生的每幅作品都是创造,中国人物画界出了象你这样有创造性的画家,真是难得!真是难得!”

        赵少昂平时很少让人为他画像,他的书房至今挂着年轻时徐悲鸿画的素描。那天分手时,当他的学生建议吴山明为他画像留作纪念时,他答应得挺痛快。当时他穿了件对襟中式上衣,第二天待吴山明上门时,见他已换成西装革履,还修了脸,专门在等他画像。这幅水墨画像从此就与徐悲鸿的作品一起,存放在赵少昂的书房里。

        1990年秋冬他去了日本和西德。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和高效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他的电视专题片事先已经播放,在东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他惊奇地发现有关他的介绍,比国内还要详细。在日本搞画展时有一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八十八岁的松桥画会会长龙泽鹅香先生,曾是他的老相识。有一回来杭时他应邀当场画了幅王羲之相赠,回国后老人将作品刊登在日本《兰亭》杂志上,那幅画一直挂在家里作为教学示范。这次听说吴山明来了起先怪他一到日本没给他打电话。后来在银座请客情绪很激动,喝了许多酒。口口声声说吴先生应该算是他的老师,遂使山明大为发窘。原来龙泽鹅香一直钟情于中国人物画,但是在杭州观吴山明画画时,才第一次仔细看到了中国人物画从勾勒、到上色的全过程。他很赞赏吴山明的才华,更珍惜两人的友谊。在银座门口分别时,他一次次地握手拥抱,久久不愿离去。
    离开日本后他应汉堡艺术学院邀请前去讲课并举办画展。老院长博格看了他的画评价很高,称赞道:“你的画与以前看到的中国画不一样,有一种东方民族特有的幽默感。”他一生收藏甚丰,眼界很高,收藏艺术品的标准很严。但这次特别喜欢上他的西藏题材的泼墨小喇嘛,特地收藏了他的两幅作品,准备编进自己的收藏精品选集中去。吴山明在德国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画的线条很敏感,尤其对书法的用笔兴趣很浓。他特意带去的部分书法作品,居然颇有销路。

        台湾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那儿有他的许多朋友和同行。虽然他的作品早已闻名于宝岛,但直到1993年秋天他才踏上了这块祖国的热土。他是与夫人高晔,应高雄集禅艺术中心邀请前去进行学术交流。在台湾访问的日子里,他深深感受到同胞的手足之情,感受到炎黄子孙共同的审美情趣和中国画变革创新的蓬勃生机,他和夫人的这次访问规格很高,刚到高雄一下飞机,就有七家报社等着他参加记者招待会。他在集禅艺术中心搞了一次讲座,边讲课,边挥毫表演,边放专题片,边展示自己作品。详细地介绍了大陆水墨人物画的历史延革和现状,以及技法和发展趋势。听课的主要是画家和高雄艺术学校的师生。对于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学校,在台湾至今仍有很高的声誉。台湾的三家大报《民生报》、《联合报》、《中国时报》,还有四家地方报纸都报道了他访台的消息。称赞他这次以浙江美院国画系主任、教授的身份访台、讲课,是两岸文化交流中高规格、高水平、重量级的一次活动。

        参观台北美术馆时也很有意思,原来规定是大陆画家尚不允在此官方机构讲学,但馆长看了他的画后很震惊,破例以给研究馆员上课的名义,邀请了台北的知名画家前来听课。会场上准备了五十来个座位,来的人却有一百多。他在此会见了许多新朋老友;象欧豪年、李奇茂、何怀硕等著名画家,以及画界的创新派于鹏、徐耀东等新秀。他从台湾同行身上看到了他们吸收面广,信息量和创新意识很强。许多台湾的高层次画家,也通过他的作品,看到了当代中国水墨画的真谛,以及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的广阔前景。
令人难忘的是阿里山下那美丽的小城嘉义市。当吴山明还在讲课时,热情的主人已派车在门外恭侯。会一结束,就连人带作品全部接走。女市长是位无党派人士,带着全体文化官员前来参观大陆画家的第一次画展。一位热心的中学校长,还提前为他的五十张作品定做了画框,确保了画展的如期进行。

        吴山明在水墨人物画领域里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他在国内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他先后出版了《吴山明画集》、《吴山明意笔人物画选》、《吴山明水墨速写集》、《吴山明意笔人物画线描集》,《意笔人物画技法》、《毛笔速写》等十余本画集与技法书等。他的大名曾连续三年被载入英国国际剑桥传记中心,还名列多种国内外著名画家名人词典,以及美国传记中心的多种国际名人传记。他担任造型设计的水墨动画片《山水情》,获得了1990年意大利蒙得利尔国际电影节短片大奖,1988年国际动画节大奖,中国金鸡奖,苏联国际青年电影节美与勇奖。他还担任了杭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西泠书画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美协浙江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等许多职务。并于八十年代初就被选举担任省民进副主委,全国民进中央委员。浙江省七届政协常委。1993年,在浙江美院他又继潘天寿、陆俨少、方增先之后,被选为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七

 

        当我要结束这篇小传时,正值武汉的一次当代中国书画精品拍卖会传来了喜讯。他的一幅“桃花流水鳜鱼肥”的小品画,创下子拍卖四万元的记录。我向他和夫人高晔表示祝贺,因为他很少参加这种活动,那幅画还是一收藏单位献出来的。吴山明似乎不以为然,他思考最多的还是意笔人物画的创新和突破。他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过:“作画好比跳高,如果横竿定得很低,你跳过去即使身姿很优美也没有用。只有横竿升得很高,你跳过去才有了意义。”

       吴山明不愧是一位清醒的智者,他认为经过十年变革,在改变了原来笔墨习惯的基础上,接下去的目标,是要解决审美观念的变革问题。即如何通过古今同构,衷中渗西,真正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为了实现这一更高的理想,他正在寻找一些更有份量的深沉的东西来大胆尝试。 

        记得球王贝利曾经说过那样令人兴奋令人欢呼的话:“我踢得最好的球是‘下一个’。”在异军突起,拼争激烈的艺术“绿茵场”上,吴山明以及浙派人物画的中坚画家们的“下一个球”,也应该是比过去任何一个“球”更好的。因为素有文物之邦著称的浙江大地,自古就产生了赵孟  、徐渭、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无数艺术大师。浙派人物画的历史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书写出更加辉煌的一页,我们没有理由让大师们的灵魂在天国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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