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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明谈任伯年与“浙派”人物画
(2012/5/31)

 文/王犁

 

        2000年底,浙江人物画研究会会同有关方面举行了纪念任伯年诞辰160周年暨“四任画派”研讨会。在此期间,浙江人物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美院教授吴山明就有关任伯年与“浙派”人物画的形成等问题与其学生王犁有一个交谈。

 

        王:浙江人物画研究会在1998年成功地举办了陈老莲纪念活动后,今年又促成了任伯年诞辰160周年的纪念和“四任画派”大型研讨活动。吴老师,您作为浙江人物画研究会会长,能不能大略谈谈这次活动的经过。

        吴:这两位对中国人物画发展比较重要的画家都出在我们浙江省,我们感到很自豪。1997年诸暨市政府采纳我们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的建议,举办了纪念陈老莲的学术活动,同时还修复了陈老莲的故居,建立纪念馆。今年是任伯年诞辰160周年,我们与浙江省美协、萧山市政府、市文联、任伯年的家乡瓜沥镇共同推出这个活动。整个活动包括两个展览、一个研讨会、一个纪念碑揭碑仪式。展览为“浙江人物画研究会年展”和“四任画派”画展。年展基本反映了我们浙江人物画近年来探索的现状,展出后,社会与同行反映颇好。“四任画派”画展与浙江博物馆联系后,他们很重视,觉得有必要承办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展览,在西湖美术馆档期都排满的情况下,临时挤出场馆安排了这个展览。并尽可能地选出了“四任”的藏品。学术研讨会来了很多研究任伯年的专家和学者,如北京中央美院的薛永年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龚产兴先生;南京师范大学的陈传席先生、上海的舒士俊先生、我院的范景中先生等三十多位,研讨会就对任伯年本身的认识、对任伯年学术的研究、对任伯年在中国画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等展开了更深入的研讨。   

        我认为这次活动除了加深对任伯年的研究之外,主要的收获也许在今后。一来,这样全面地深入地看待任伯年,加强任伯年的研究,直接会影响我们浙江人物画自身的发展;二来,大家都感觉到任伯年这样一个大画家,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会,决心筹备任伯年研究会,到会的全国美协刘大为、肖峰两位副主席都非常支持我们的这一设想。还有萧山市人民政府和瓜沥镇人民政府的领导已看到任伯年的影响与历史地位,有可能会促成任伯年纪念馆和研究中心的落成。这将有助于我们今后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任伯年。此次整个活动的高潮应该是任伯年纪念碑揭碑仪式,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刘大为是带着对任伯年崇敬之心情连夜乘车从南京赶来为纪念碑揭碑的,凌晨4时到杭州,一早便参与一系列纪念活动。在揭碑仪式上,肖峰副主席讲了一番激动人心的话,他说,“......任伯年还没有回到老家,希望任伯年早日回家……”。   

 

        王:吴老师,在任伯年诞辰160年之际,您能不能谈谈在渐趋式微的明清为什么会崛起任伯年这样的中国人物画大家?

        吴:中国人物画发展到明清逐渐衰萎,而任伯年的出现可谓异峰突起,他这个突起的异峰倒不是文人画中的人物画高峰。任伯年虽然继承了文人画相当一部分的传统,但其作品又不同于文人画,它更接近生活,更贴近现实,他画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比较强。特别是他的肖像画,为反映平常人的生活状态,脱开程式化的倾向,需要很深入地去观察生活,而他早年的人生经历,又使他的绘画更趋贫民化。从他画的肖像中,我们可以从画面中直接推测出所画人物的生活状态乃至其社会属性。如他所画的吴昌硕的五张肖像,把吴昌硕不同生活侧面和人生状态都反映出来了,肯定是有感而发的,《酸寒尉》、《蕉荫纳凉图》生动地反映了他对这位老学生的情感,刻画了他所了解的吴昌硕的不同生活侧面,这些作品的表达方式明显带有现实主义倾向。

 

        王:当年的“浙派”人物画为什么会找到任伯年那儿的呢?按理讲,当时的人物画更应该向西方写实主义学习的。   

        吴:人物画的学习是多方面的,当时也想选一些与解放后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帮助的古代作品作为中国人物画学习的范本,而这方面很少有古代画家能与任伯年相媲美的。任伯年的作品更容易与我们解放以后所要求的文艺方针相合拍。历史上能够这样地描写人物的画家并不多,我感觉任伯年从以前中国画特别是宋画(包括宋人的风俗画)上师法了很多东西,在观察方法上与宋人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同时也受到了明代肖像画特别是陈老莲作品的影响。解放以后要求我们人物画能够更加贴近生活和描写生活为政治服务,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任伯年的作品中很多因素 与我们文艺方针相对接近,甚至好些地方可以被我们直接吸取、运用到我们的绘画创作中来,因此,任伯年的作品自然而然成为我们学习范本的首选。

 

        王:作为“浙派”人物画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您认为任伯年对“浙派”人物画有哪些具体启示呢?

        吴:具体来讲,首先,任伯年的造型是在立足中国传统的同时接受西方影响的,这种以中国传统造型观念为依托自然融入西方观察方法的写生能力在绘画史上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这辈,包括我们的前辈;很多人习作的写生能力都很强,但我们往往是以西方的造型观念为基础。像任伯年这种以中为本的结合方式所形成的造型能力现在还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任伯年这样的高度。任伯年的这种融合式的写实造型方式在技术上的优势是在传统笔墨发挥上很少有障碍,一般来讲,写实的中国人物画,造型和笔墨经常打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写实人物画创作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是中国人物画创作一直以来需要突破的东西。还以画吴昌硕为例,很多人都画过吴昌硕,但所画的结构和形体关系往往接近写实,而任伯年画的是通过理解了的吴昌硕,他这种理解又不像古代画家那样程式化,他吸收了某些西方的对结构和特征的理解方式,而又用地道的中国笔墨表达对形象的感受,更生动艺术地再现了吴昌硕的形象。《蕉荫纳凉图》中吴昌硕上身赤裸的体形与用西方的方式来画这种半裸的形体完全是两码事,他非常熟练、非常概括,艺术上也很到位地表现了形体本身的特征,消除了很多繁琐的东西,也强化了很多富有特征性的东西,线条的穿插也很美。

         可以说,中国人物画到今天,造型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对中国式造型规律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从古代青铜器的外形以及纹样的变化乃至历代人物画,在观察方法上与西方很不一样。有一次我看到几个雕塑家到庙里去塑佛像,学西洋造型所塑的罗汉,与从民间来也到我们学校学习过 的所塑的罗汉,尽管二者形体上都准确,但后者令人感到有一种和谐的东方美,前者就感到不够协调。我们对中国自己造型的审美方式以及造型的研究尚需要进一步寻找其规律,并使之体系化,在这方面我们在教学上尚做不到系统地去教,只是启发同学们自己去体会,因此在人物画造型的发展和写实人物画的造型课题上,任伯年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任伯年的色彩。任伯年的时代已经有机会接触西方的色彩,任伯年非常聪明,他像吸收造型那样自然地把西方的色彩运用到中国画之中,而且处理得非常好,在宣纸上彻底地把色彩用活了。另外,在金底上怎样把色彩作用发挥好,任伯年是很有本事的,我们系里有一张任伯年的佛像,在钴蓝的底子上用金粉勾勒,不是用线而是用体块勾勒,以金粉的厚薄透出的蓝底深浅来塑造人物的体形,里面有偏黄的金也有偏蓝的金相互交融,使所产生的结构关系和形体关系一气呵成,画得非常精彩。我很同意这次研讨会上有人讲任伯年是一位极少见的奇才。

 

        王:应该说,任伯年同样对“浙派”人物画以外的中国人物画家也有影响,为什么人们总要强调他与“浙派”人物画的关系呢?  

        吴:人们这样强调,是因为“浙派”人物画这个群体都受到任伯年的影响。由于“浙派”人物画的形成、探索以及它的发展是伴随着浙江美院中国人物画教学发展而发展,两者是同步的、互动的,创作的探索促进教学,教学的成功也推动了“浙派”人物画的发展,“浙派”人物画探索的成果同时也是“浙派”人物画教学的成果。所以,在“浙派”人物画的教学、创作中,对任伯年的认识已经是理论、实践上的自觉,任伯年的艺术实践更是浙派人物画创作的重要借鉴。可以说,任伯年的艺术直接滋养了“浙派”人物画,但“浙派”人物画家们也光大了任伯年的艺术。例如“浙派”人物画通过一些教材如方增先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把“浙派”人物画的特点和成就,以及教学上面可行的经验向“浙派”以外的人物画家传播,使“浙派”人物画以外的画家也广泛受到“浙派”人物画家任伯年绘画的影响,这在当时强调西方写实造型的情形下,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这一代中优秀的女画家周思聪,她不但继承了徐悲鸿教学体系中的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造型方面,造型比较结实,比较关注生活,也吸取了任伯年以及“浙派”用笔用墨的某些长处。我自己的探索也是如此,尽管现在的宿墨型意笔线描与任伯年以及传统人物画距离较大,但仍可感觉到在绘画的基础上曾受到过任伯年的影响。总体来讲,现当代一些人物画家可能多少受到任伯年的影响,有的受其影响还很大,但只是画家个体行为,像“浙派”人物画那么早,那样广泛,那样深入,甚至成为自觉是没有的。而且,正如刚才提到的,很多画家是通过“浙派”人物画才认识到任伯年的伟大的,因此,人们总是强调任伯年与“浙派”人物画的联系是有道理的。

 

        王:我们今天纪念任伯年除了怀念之外,在学术上对今天的人物画有什么意义呢? 

        吴:人们纪念任伯年,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才华,另一方面是他的一些审美观念比较符合现代的审美追求或者可以说与现代审美追求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他的艺术精神是今天的人物画仍然需要发扬光大的。由于时代不一样,现在是一个资讯共享的时代,特别是频繁的国际交流;给中国传统的传承方式带来更大突破的可能。尽管如此,我相信今后的中国画包括中国人物画主要的发展轨迹可能还是会重视和坚持中国传统的本体特征及精神。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受周围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影响以外,会有更多外来的冲击给传承之外带来更大变异的可能。现在完全复古的不太多,就是有复古倾向也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一些现代意识。当前审美追求的回归思潮使大家进一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是“五四”以后西学东渐以及80年代以来不断的思潮更替之后的反思和比较,发觉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伟大的,是非常博渊厚深的。在这个思潮中还有试图以现代方式对传统艺术进行新的诠释:以传统的语言来表达现代美或者是以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古典美。因此,纪念任伯年仍然具有现实和将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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