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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先生与中国画分科教学
(2012/5/31)

文/吴山明

 

内容提要:

        在五六十年代,潘天寿先生对中国画的教学改革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奠定了现代中国画教学的基础。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美院中国画系继续发扬潘天寿先生的教学思想,大胆改革,谨慎求证,取得了新的成绩。  

        中国画历来沿袭的都是师徒传授式的教学方式,在四五十年代由于规范式的西画教学的引进,潘天寿先生以及我国的许多前辈美术教育家们已感到中国画的旧式教学与时代不相适应,他们出于历史的使命感,根据各自艺术观点与教育思想,不同的艺术经历与教育实践经验,对中国画的教学改革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我院的中国画教学时起时伏,在专业上时分时合,潘天寿先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实践与酝酿后,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上,适时地提出了“中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并在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论证,得到了文化部和与会者的一致肯定。随即,潘先生便在中国画系开始他的中国画分科教学体制的实施。       

        今天,分科教学的体制不但在中国美院中国画系持续发展,而且在全国已形成分科教学的局面,实践说明了潘先生所构想与倡导的分科教学体制与其他体制比较,更符合中国画各科发展规律和中国画的特点,更有利于不同门类的专精人才的培养,因此也是更科学、更规范、包容性更大的教学模式。潘天寿先生是我国现代中国画教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潘天寿先生以及中国画系的老一辈美术教育家们,在分科教学方案具体的实施与体制的规范化建设中,所作的实践是非常艰辛和卓绝的。  

        第一,在五十年代,政治对文艺的要求十分明确,重视与提倡那些能直接服务于政治形势的文艺形式的发展,而对一些以欣赏功能为主的艺术门类的地位有所削弱,艺术上的某些特殊规律与作用容易被忽视,因此,像花鸟、山水以及书法篆刻等专业的生存空间在缩小,发展也面临着危机。直至六十年代初,开始纠正偏“左”的文艺路线,形势向有利于艺术的“百花齐放”局面发展,潘先生及时抓住了这难得的机遇,并以其在学术上的影响与威望,实现了中国画系正式分科教学的愿望。从而为中国画中一些被弱化了的专业门类争得了生存空间,这对以后中国画各门类的全面发展意义是很深远的。

        第二,作为花鸟画大师的潘天寿先生,一直很关注人物画的发展,五六十年代“浙派”意笔人物画风格形成以及人物画学科教学思路的确定,都离不开潘先生的直接指导。

        早在五十年代初,潘先生就参与选留了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顾生岳等一批西洋造型功底坚实,又有才华的毕业生作师资,潘先生亲自指导他们对中国画传统与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实践。方增先、周昌谷、李震坚等“浙派”人物画第一代创始人就是在潘老的直接鼓励下,从书法艺术的用笔中汲取线描的营养,同时也吸取花鸟画用墨用色的技法,并创造性地将现代造型与文人画优秀笔墨融合起来,准确地表现出千变万化的具有不同个性的现代人物。

        “浙派”意笔人物画新的笔墨语言与人物画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画坛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意笔人物流派;他们艺术实践的成功经验,又直接用于人物画教学之中,推动教学向深度发展。 

        今天,我们这些“浙派”人物画的第二代乃至更年轻的   传人们更得益于潘先生的分科教学体制,从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审美观念的形成及艺术实践的道路,都直接受到潘先生艺术观点、教学思想乃至艺术成就的深刻影响。   

        第三,1965年,潘天寿先生完成了分科教学体制的最后一门学科——书法篆刻专业的设置工作,而书法篆刻专业在我国高等美术院校中正式设立,是中国书坛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

        对书法篆刻专业设置,当时人们并不是很理解,原因是五十年代以来,虽然社会宣传工作少不了写字,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其功能却已被人们所忽视,专门的书法篆刻家缺乏用武之地,老一辈的专家所剩无几,年轻的研究者更是寥寥,而且大都只是业余的爱好者。潘老为这门真正的中国特有的国粹的衰微而担忧,为了不致于后继无人,为了对历史负责,呼吁并筹建了书法篆刻专业。1965年浙江美院中国画系书法篆刻专业正式招生,并首次招收了五年制本科生两名,人数虽少,但这个头开得不容易,这件事当时在全国美术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

        潘老等老先生们,初创时为专业课目的选定与教师的聘请,所做的工作是大量的,除诸乐三先生外,不但专门从杭州大学调陆维钊先生来主持教学,同时还聘了沙孟海、朱家诸、方介堪等著名学者来系兼任,潘老有时还亲自参与教学。

        书法篆刻专业得以生存并能长期稳定地发展,正是由于一开始办学思想就很明确,并具有较高学术层次,同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较高水准的优秀学生,在我国书法篆刻界有很高的声望,潘老等老一辈的功绩是永远要铭记的。

        第四,潘先生不很同意“西洋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观点,认为中国画专业应有适应自己专业特点的造型基础训练方式。应重视本土传统造型训练方式,如白描、双钩、默画等,造型训练应在一开始就注意与西方在造型方法上的审美差异,重视以线造型和东方式审美习惯的培养。潘先生素描教学上的这些观点,为以后具有中国画专业审美特色的素描的探索,以及包括传统或造型训练方式在内的造型训练体系的建立确定了基本思路。

        我1964年留校从事教学已三十余年,从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潘先生的意见是极深刻的。方增先先生就是根据潘先生的构想进行中国画专业素描的探索实践的,他以西方素描中具有东方审美因素的结构素描为基础,强化用线造型与线的表现力,使其既保持原有的严谨的理性分析的特点,又具备东方的审美特征,从而与中国画专业相适应。这种造型与专业在审美上的内在有机联系,使造型基础训练在向专业过渡时产生了更大的力度。

        我们在教学中还按潘先生意见,不断加强白描与双钩课中的造型因素,特别花鸟专业大尺幅的白描写生训练,通过用线对极复杂的形体图式的现场组合练习,坚实了学生的综合造型能力。并在素描教学中安排一定比例的默画训练,素描写生与默画练习的交替进行,加速了学生把握主要形体特征的能力。潘先生很重视这些传统的造型训练方式,是因为它们有利于传统审美习惯的养成,因此,它们一直成为我系造型基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第五,建设好中国画系自己的资料库,加强对古代文化的学习,为中国画教学的长远发展备足“粮草”,是潘先生教学构想的重要方面。为使学生扩大修养面并有更多的直接面对古代绘画真迹的机会,从五十年代开始,潘天寿、吴          
之、诸乐三等先生,利用有限的资金,不辞辛劳地选购了大量古代书法与绘画原作、古典文学、哲学、美学书籍与碑帖。我系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正是得益于对这些珍贵的传统教材的

        临摹,以及古典文学与理论方面课目的学习,而步入中国画之艺术殿堂的。   

        潘老还在总结前人学画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各学科的特点与现实发展状况,提出了临摹与写生的比例:人物画写生应当多于临摹,花鸟临摹与写生相当,山水则临摹应多于写生,从而使中国画系的专业训练形成科学而有序的良性运转。教学上重视对优秀绘画传统的学习,学生传统文化素质优良,是我系被公认成功的办学特色之一。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时代又赋予我们这些后继者们以新的使命。潘天寿先生的分科教学体制为人物、山水、花鸟与书法篆刻专业门类的发展设立框架,为各专业教学发挥专业特长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不断拓展的空间。学生在学校学习时间毕竟是很短的,但我系的分科教学为其以后向专家发展所打下的专业基础是坚实的。鉴于至今尚未有一种体制比分科教学体制更有力度,更稳定,也更适应专业的发展,因此,我系多年来从自身发展历史和长期的实践经验出发,一直继续着分科教学的实践,并使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具备时代应有的特色。

        (一)在八十年代这个艺术思潮十分活跃的时期,我们一直坚持潘天寿当年所形成的“重传统、重基础、重修养、提倡创新”的教学宗旨。   

        改革开放使中国美术界进入难得的宽松时期,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与中国传统观念产生的碰撞,中国画出现了一些现代艺术新派,但他们往往随即又在基础的选择上陷于中西两难的境地,而产生了发展方向的迷惘,使中国画变革处于一种思维异常活跃然而创新偏于浮躁的状态之中。在对所面临的时势的审视中,感到作为肩负艺术家与教育家双重责任的我们,应有的是更多的谨慎和冷静。由于潘天寿等老一辈艺术思想熏陶,长期以来我们已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自豪与自信心。我们知道中国画的不断创新是中国画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但创新必须基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认识,才能准确地把握对西方艺术的借鉴、汲取并与之融合的尺度。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学校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学校没有“围墙”是不行的,但学校的“门”应开得更大一些。我们经过认真的反思,认为按潘先生当年倡导分科教学的思路所形成的“重传统、重基础、重修养、提倡创新”的教学宗旨,在新形势下仍然是适合和正确的,当然在新的形势下,也应赋予新的内涵与时代精神。教师的责任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中西文化的更深层的研究,主动去引导学生的创新活动,克服一时所产生的对传统的自贬、借鉴上的盲目倾向。今天,中国画的变革实践又螺旋式回升到一个新的起点上,并进入一个冷静的深化时期,因此更感到我们当时坚持一贯以来的办学宗旨是对历史的负责。1993年我们中国美院赴京举办“面向二十一世纪大展”中的中国画系教师作品,以及1994年的中国画全国青年教师助教班的毕业作品展,都得到广泛的好评与专家的充分肯定,认为从中国画系老、中、青各代教师的作品中,看到了今后我国中国画发展的大趋势,并从青年教师的作品中看出了中国画系在教学上的成功。  

        (二)在具体的教学中,从潘先生时候起几十年来基本沿用的是单元制,1985年为适应教学的发展又试行了单元制与导师负责制的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

        潘天寿先生根据当时师资情况与中国画教学的特点,在分科教学一开始,在各科的具体教学中,选用了单元制,是有其道理的。根据我们长期教学实践,单元制对分科教学来说是相适应的,并有其特有的长处与优势。首先,中国画系学科多,学科间课程交叉也多,单元式的教学有利于教师的合理调度,有利于学生更广泛的接触教师,在学术上有向更多教师请教的机会,同时,也还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上的专业方向的选择,有利于教学骨干的培养。 

        但是,随着各学科的增多,课目的增加,各科的任课教师多了,容易产生各管一段的现象,以及对学生整体素质把握与研究的困难。1985年,系里支持花鸟教研室首先进行四年一贯的由导师全面负责教学单元制的试验,规定由主课导师从总体上负责一个班级学生四年学习中素质的发展,负责各任课教师之间的协调,担任每学年的主课教学,并同时关心学生思想与生活。这些新的教学实践,推进了我系单元制向深度发展,我系的其他专业也相继实行了这种由导师负责的单元制,我们还在实践中补充了一条规定,即主课导师一直到最后主持该班级毕业创作与论文的指导。

        十年来,我系实行导师负责的单元制,起了稳定教学,深化教学科研,增强教师的教学责任感与学生学习自觉性,提高教师对教学的组织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一个学科多,班级多,课目交错繁多的大系来说,导师负责的单元制是一种结合得较好的有效的教学形式。

        (三)根据潘天寿先生关于改革中国画造型基础方面的构想,经过全体教师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努力,我们已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稳定的素描教学体系。近年来,我们又在原来大格局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八十年代后期,更年轻的一代教师,又在原先的素描教学的基础上,对课程的结构与规范化以及表现的深度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近年来,由于中国画在专业形式与观念上的日益活跃,我系的素描教学在具体形式上又作了许多新的有益的尝试,在原先大格局的基础上,几位青年教师的写工笔型绘画在审美上更接近,强化局部造型深度刻画的素描形式,与带有组合与装饰因素的素描形式,以及追求更多的感性与意象因素的素描形式等多种表现手法的实践,使我系的素描教学在学术上更为活跃。1995年我系召开了中国画系教学座谈会,全面回顾与总结了我系素描教学的发展历程,并对我系现状与今后的教学作了深刻的讨论,与会者都非常肯定这种在稳定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趋势。

        (四)重视临摹教学,是潘天寿教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几十年来在我系的山水、花鸟科的专业课的课时中,临摹课一直保持最大的比重。为了更有力地促进学生传统素质的提高,山水教研室在陆俨少先生的指导下,制定了强化临摹教学,规范教学进程的科学的新教学方案。

        八十年代,我系又购进了大批历史名画精印件,加上原有的藏品,使我系的山水传统直观教材系统化起来,陆先生精选了其中代表历史上各个时期风格的十幅山水画巨制作为临摹教学的范本,并要求学生必须在两年多时间中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全部临完。由于教师们在教学中对方案的严格执行,这种大分量的临摹训练,加深了对传统的理解,和对历史上中国山水画各主要流派和风格的演变与发展的了解,有利于传统山水技法的全面系统的学习。东方艺术的审美特点与气派,以及历代大师们创作上的严肃精神等等,给学生们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为一生的艺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八十年代初,我们为了进一步理顺意笔人物画教学从素描到写意之间,在线描训练上的脱节现象,决定新开设“意笔线描”课,以期在功能上替代原先的“工笔白描”课,从而使工意两大笔墨体系从线描基础训练开始就区分出在审美上的差异,拉开本来就存在的“距离”。这是潘先生的东西方绘画必须拉开“距离”的学术思想在中国画专业内的一种延伸。

        在意笔教学中,一直是以“工笔白描”作为意笔线描训练基础的,“工笔白描”与意笔专业课在线的审美形式存在客观上的差异,将其作为意笔线描的基础训练主课明显是缺乏科学性的。“意笔线描”这种形式虽历来就有,但从未独立作为“基础训练”的课目。我们以“意笔线描”替代“工笔白描”,可以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经过教师们的多年实践,“意笔线描”在教学上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已确立。我们在“意笔线描”教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意笔线描”课已自然地融汇于意笔人物教学的进程之中,使意笔人物教学进程更合理、更科学也更规范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系人物画教学质量的提高。

         (六)在1989年我系举行的教学讨论会上,潘公凯先生提出的“两端深入”的观念,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画创作与中国画教学在更深层意义的变革,以及新的发展思路的孕育,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潘公凯的“两端深入”的想法,是潘天寿先生“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观点基础上的一种发展,讨论中尽管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认为这不失为如何更扎实地拓宽中国画发展之路的一种有创意的构想。

        我系现行的修订后的教学大纲中,对于高年级的基础教学与毕业班创作作了“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的一些规定,便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

        (七)从潘天寿先生提出并创建书法篆刻专业到今天已三十多年了,我系的书法篆刻科已成为我国高等美术院校同类专业发展最稳健,影响面也最大的教学实体。我国目前在书法篆刻方面发展之快,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今天在艺术实践,学术研究与教学上的兴旺景象,更显示了潘先生当年举措的深远意义。1996年国家教委批准了我系章祖安先生招收博士研究生,从而使我系书法篆刻专业成为具备从博士、硕士到本科生,从进修到留学生,从国内教学到定期定点赴国外教学,并且在课目上日趋完备,教学质量十分稳定的优秀学科。我们的毕业生大都是当今也必将是二十一世纪书坛的骨干。

        我系书法篆刻专业是以青年教师为主的教师群体,在学术上都很强,是我国当代书法篆刻界的主将。他们大量的有创意的专著和论文,已为中国美院与中国画系在国内国际赢得荣誉。

        (八)1985年与1993年,我系两次参与主持在我院召开的全国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在中国画发展特点不同的两个时期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我系1985年制定的教学大纲与1993年再一次修订的教学大纲的构想,都得到与会同行们的充分重视,并肯定了我院中国画教学的经验对推动全国中国画教学发展的积极作用。

        1985年中国画系动员全系各科的骨干教师投入了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全面地总结了潘天寿先生的分科教学方案实施多年以来的经验,大纲的制订将我系各科教学的规范化建设推进了一步,由于是首次在全国推出完整的中国画教学大纲,因此影响很大。1993年在新的开放形势下,我们指定由各科教研室主任执笔再一次全面修订了教学大纲。在借鉴与创造性思维发展上给高年级以更大的余地,在教学要求与作业量上对低年级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并适当增加了造型与创作练习课时,调整了主副课比例,根据专业特点改进副课教学内容并增补了选修大纲,更规范了造型与专业教学。新的大纲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我们沿着潘天寿先生倡导的分科教学体制已经实践了三十多个年头,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所培养的人才遍布全国与世界各地,已“桃李满天下”,中国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在国内与国际享有盛誉。但是,它与现行的其他教学体制一样,仍将面临未来时代更新变革的挑战。教育是一门很特殊的科学,它的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谨慎,特别是一种教学体制的优与劣,需要有相当长的周期方能检验,我想一种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教学体制,随着时代发展它必定会在自身的不断补充与修正中产生更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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